在明朝初期，一直到明朝中后期，对于武将的防范和限制可以说是非常严格。

　　但总体来说，还是文武互相牵制，所谓「位军者不得计饷，计饷者不得位军；节制者不得操兵，操兵者不得节制」。

　　也就是把财权、练兵权、指挥权剥离开来，分别由文官和武将掌握，形成谁也不具备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局面。

　　但到了明朝末期，在内忧外患之际。大明的封建统治者垂死挣扎的姿势，与历史上的东汉、唐朝、元、清朝末期没有什么两样，那就是对武将的权力下放。

　　权力下放，就意味着武将有了军阀化的可能。不管是东江镇，还是辽镇，其实都出现了地方军阀的倾向。

　　兵兴以后，有言天子者曰：「今日不重武臣，故武功不立。」

　　东江镇僻处海外，天启帝不设文官监军，赐毛文龙尚方宝剑，可以说是给了东江镇成为军阀的合适土壤。

　　而郭大靖的所作所为，无疑加快了这个进程。但对他来说，并不后悔，甚至是有意为之。

　　在明末，如果独立性不强，不被袁崇焕弄死，也要被崇祯，或者是朝堂大老、东林君子们搞残。

　　也正是东江镇不断地向独立自主发展，也才有与历史已经完全不同的改变。

　　建虏才会被压制，颓势尽显，成千上万的剃头人和京畿百姓，才避免了作奴隶，被苛待，甚至是任意打杀的悲惨命运。

　　如果不出意外，改变命运的将是整个大明的子民，以及华夏神州。

　　但历史上，崇祯对武将的权力下放，却并没有取得应用的效果，得到武将的忠心报效。反而，很多得到不受节制的权力的武将，都成了流寇式的军阀。

　　要知道，割据式的军阀对百姓和地方的破坏还小一点，毕竟是在固定地方混的，还知道一些民生的重要性。

　　流寇式的军阀则不同，他们四处流窜，如同蝗虫一样走到哪吃到哪，所过之处烧杀抢掠，比流寇更加为人痛恨，又有「贼过梳而军过如栉」形容。

　　这些流寇式的军阀与东江镇这样的军阀不同，他们不是想着挽救国家、拯救黎民，而是拼了命的牟取私利。

　　至于平定民乱，抗击建奴，他们早就抛之脑后。军事上不见战绩，祸国殃民的事情却干得不少。

　　从这方面来讲，崇祯还是病急乱投医的毛病。把提升武将的地位和权力，当成了勘乱的良药。

　　当年对于袁崇焕的过度信任，导致的种种祸端，崇祯并没有吸取教训，在白广恩、左良玉、吴三桂等将领身上，又一次次重演。

　　识人之不明，在崇祯身上可谓是达到了极点。

　　如孙传庭、卢象升等忠臣勇将，不仅频遭打压，更被抓捕入狱，最后被朝廷、文官、太监的逼迫，壮烈殉国。

　　而崇祯专任大帅、不加节制的左良玉、白广恩、吴三桂之流，畏敌如虎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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